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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與中國致公黨建立的歷史準備

點擊:    作者:來源于致公黨中央網站    編輯:致桂宣    錄入日期:2014-10-16 12:12:48

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在海外的活動不僅改造了海外洪門會黨,把它納入了民主主義革命的軌道,而且教育了整整一代華僑,從而為中國致公黨在海外的誕生作了重要的準備。

1923年10月10日,由美洲舊金山致公總堂發起,在舊金山舉行了五洲洪門第三次懇親會。會議決定組織中國致公黨,并成立了籌辦中國致公黨委員會,籌劃將致公堂改為致公黨的工作。
   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門第四次懇親會在舊金山召開。大會的主要內容是:決定以洪門致公堂為基礎,組織華僑政黨,定名為中國致公黨;通過《中國致公黨黨綱》,選舉陳炯明(1878~1933)、唐繼堯(1883~1927)為黨的正副總理;“暫在香港設中央黨部,進行一切”。這次懇親會實際上也就是中國致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結束后,朱逸誕、陳浩孫、林榮石、朱仲緝等即簽名給陳、唐兩人發出總會正式推選證書。而這個時候陳、唐兩人的日子都不好過。陳炯明因1922年炮轟總統府,背叛孫中山,在政治上、道義上陷于孤立的困境,下野蟄居在香港當寓公;唐繼堯則由于軍閥內部矛盾和社會階級矛盾尖銳,統治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兩人都樂意接受推選去當中國致公黨的正、副總理。有關中國致公黨建立的史料,在經歷了近70年的蹉跎歲月,歷盡滄桑后早已散失殆盡。有關這段歷史從1947年12月《公論》創刊號刊載的陳其尤《中國致公黨之歷史及現在使命》一文中所摘引的當年籌辦中國致公黨委員總會《通告洪門全體書》中,才得略見一斑。該通告書說:
   “一、設立籌辦中國致公黨委員總會于金門(即舊金山),為海外洪門總機關,以資提事。所有各洲中國委員分會,由總會委當地昆仲籌辦,而收統一之效。

二、中國致公黨黨綱,悉依第三次懇親大會代表議決通過之黨綱草案公布,以尊重旅居各國致公堂代表之公意,而符合洪門本身自組政黨案。
   三、中國致公黨委員總會成立之后,即為籌捐救國費機關,捐款由駐在各國致公黨匯收,直接匯回內地致公黨總機關,以進行救國工作。
   四、本年(即1925年)十月十日為駐美金門致公黨總部成立開幕之期,各地如不能及期派出代表,亦須函電致賀,以表同慶。是日起,各洪門團體致公堂,均懸黨旗三日,以昭大典。
   五、本總委員會議決,舉陳公競存(即陳炯明)為中國致公黨領袖,唐繼堯副之……
   六、各地中國致公黨總分部,(如前日致公堂所定之七大區域及南洋、歐洲、非洲)應每部派代表一二人回國協助,參預救國大計。
   七、凡我黨員應領到本黨領袖簽發之證書為據,方為純粹真正黨員……
   八、本年十月十日以后,各地致公堂,一律改稱致公黨。”
   當時,墨西哥、古巴、菲律賓和檀香山等數十處洪門組織發來函電向第一次代表大會致賀。但是,由于洪門會黨之間有較強的獨立性,大會關于改堂為黨的決議,未能在海外各地洪門團體中普遍實行,“其中尚有少數受頑固派煽動,仍主留堂,不欲改黨”,“以存堂為宜,改黨為非,自滬上聯絡美洲少數人,發出傳單,冀圖破壞,但總難動搖”。因而,僅有部分人從致公堂中脫穎而出,組建成了具有現代意義的政黨;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堂、黨并存,堂、黨不分,而且這種并存的現象一直延續至今。這說明黨的成立不能代替堂。歷史的發展也證明黨和堂分別發揮不同的作用:堂關心的是成員在僑居國的利益,沒有超越“共濟會”的水平;而黨則不同,它在不斷地向一個成熟的政黨發展,它的黨員從一開始也不局限于海外洪門人士,它的總部從舊金山遷到香港后,這種趨向更明顯。建國以后,中國致公黨中央遷到大陸以后同海外的原致公黨組織或海外致公堂等僑團沒有任何組織關系,而只有一段“歷史淵源”的關系。
   二
   由堂而黨、改堂為黨,從根本上說是辛亥革命時期海外洪門會黨自身發展水平和對未來社會認識水平的反映,而且都是同孫中山對洪門會黨進行民主主義改造分不開的。
   孫中山在《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第三講中指出:“會黨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門會黨”。而在洪門會黨中,當數致公堂為“勢力至大,人才至眾,章程最善,財力最厚之大會黨”。以美洲而言,“華僑列名于致公堂的十之八九”。與一般的群眾社團不同,會黨成員是通過民間的秘密結社而聯系起來的有組織的群眾,他們具有“守秘序、重然諾”的特點,“并尤能遵從領袖的號召”。因此,在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和保皇黨都曾把海外會黨作為自己竭力爭取的對象。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黨的許多骨干都是知識分子。他們“知洪門缺乏文士,大可利用,有數人特投身致公堂籍,陰圖奪取其事權,洪門中人不知其詐,頗為所愚”。由于保皇黨人在美國的活動,梁啟超、徐勤、歐菜甲等保皇黨骨干都加入了致公堂,利用它來擴展保皇黨的組織,擴大保皇黨的影響。在他們的宣傳下,美國各地紛紛成立保皇會,許多致公堂成員被拉入保皇會,僅舊金山一市“注籍會員約萬人”。費城有華僑3000人,“有維新會新開,會員約華民全額之半”。1903年梁啟超游歷加拿大和美國前后達10個月,他在美國訪問20多個城市,發表上百次演說。1905年2月康有為訪問美國,同樣受到華僑和美國當局的熱烈歡迎。康、梁訪美不只表明20世紀最初幾年保皇黨人在美國的勢力達到了高峰,而且表明康有為那一套托古改制的公天下的大同思想在華僑中廣為傳布。雖然康有為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道路,但他所描繪的農工商百工之業皆公有、土地公有、無帝王君長、官府科第人皆平等的大同世界藍圖深入華僑之心,一些華僑甚至把他看成中國的希望。這從一個側面反映當時的致公堂已經成為關心國內政治和前途的一個準政治社團,已不只是一般意義的會黨。
   為了同保皇黨人爭奪群眾,扭轉保皇黨人在海外華僑中甚至占優勢的局面,孫中山在深入僑胞、廣泛進行革命宣傳的同時,更注重于在會黨中尋求支持。1903年冬,孫中山經洪門前輩鐘水養介紹,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任職“洪棍”(元帥)。根據洪門只接受幫內人的領導和指揮的傳統,孫中山以參加洪門、任職洪棍為契機,邁出了領導和改造會黨的關鍵性一步。為便于直接向會黨群眾宣傳革命思想,在致公堂大佬黃三德和英文書記黃瓊昌等人支持下,革命黨人奪回了被保皇黨人歐菜甲等把持的致公堂喉舌《大同時報》的大權,改由孫中山舉薦的擁護革命的留日學生劉成禹任該報主筆。同時,建議致公堂全美會員總注冊,倡議并領導“堂務改革”,以改變原先組織渙散、章程陳舊、各自為政的狀況,進一步擺脫保皇黨的影響,使之成為統一而又有戰斗力的革命組織,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1905年5月,孫中山受致公堂職員委托,起草了《致公堂重訂新章要義》和新章程80條,將推翻滿清專制皇朝,實行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張輸入其中,表達了致公堂“聯合大群,團集大力,以圖光復中國,拯救同胞”,“為大眾謀公益”的宗旨。《致公堂重訂新章要義》還明確宣布廢除龍頭大哥的終身制,改變以往洪門中依照“三十六部半”的等級排列的封建等級制和論資排輩的落后的人事制度;規定“所有堂友,無論新舊,其有才德出眾者,皆能受眾公舉,以當本堂各職”。這就在組織制度上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形式,取代了以往小生產者和游民的封建性組織形式,反映了孫中山對致公堂改造所取得的成果。隨后,孫中山在黃三德陪同下,赴美國各地宣傳,爭取各地分堂成員注冊。在波士頓,孫中山會見了當地致公堂領袖司徒美堂,向他宣傳在中國進行革命的道理,引導他走上革命的道路。孫中山的宣傳活動在以勞動僑胞為基礎的洪門致公堂中播下了革命的種子,為日后致公堂由堂改黨奠定了基礎。
   1905年,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1909年11月孫中山第三次赴美,12月在紐約成立同盟會分會,1910年1月在芝加哥建立分會,2月在舊金山改組旅美華僑組織“少年學社”為舊金山同盟分會,出版《少年中國晨報》。此后,同盟會在美國許多城市建立分會,舊金山同盟會也就成為美國同盟會總部。但限于美國移民條例,同盟會難以開展活動,革命工作幾乎全部附屬于美洲致公堂。對此,孫中山于1909年2月在給美洲致公堂的信中說;“現時美洲各部華僑,漸有歸心革命之趨勢,望各同志要乘機鼓舞,使革命思潮日進不已。”為了便于公開活動,也為了進一步把致公堂改造成為革命組織,1911年孫中山在舊金山建議同盟會員一律加入致公堂。致公總堂叔父大佬義兄等對這個建議“備極歡迎”,“盡釋從前門戶之分別,翼贊將來光復之偉業”,“開特別招賢之禮”,刪除一切繁文褥禮,簡化入堂手續。雙方還在舊金山致公堂的《大同時報》及同盟會的《少年中國晨報》上登載聯合布告,使“各埠會員一體遵照”、“洪門人士一體知悉”。
   在兩個組織聯合的基礎上,1911年6月,經孫中山建議成立了洪門籌餉局(亦稱“中華革命軍籌餉局”,對外稱“國民救濟局”),擬定并頒布籌餉章程,募集革命款項,從經濟上支持革命。從洪門籌餉局成立到11月9日廣東光復,共籌到美金144130.41元,先后匯交香港《中國日報》社和金利源店,供應國內革命需要。武昌起義后,維多利亞和溫哥華致公堂組織國民捐局,開展募捐工作。1912年,維多利亞中華會館先后兩次向北京財政部匯去國民捐款24810元,而溫哥華致公堂的匯款是15000多元。洪門會黨籌款之熱情出于多種原因,但必須看到會黨群眾民主主義覺悟的提高是基本的一條,舍此他們不可能為求得后報而捐助成敗未卜的革命,更不可能為與舊式會黨“復明”口號大相徑庭的南京臨時政府提供大批款項。華僑支持革命熱情的高漲,反映華僑對祖國的熱愛和對革命的關注,并對她的前途寄以美好希望,祝愿中國能夠從此走向民主和富強,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樣,華僑在海外的處境也能夠有所改善。雖然,華僑的愿望并沒有實現,但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已在他們中間悄然崛起,并開始培育建立具有現代意義的代表和維護華僑權益的政黨的意識。
   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被迫逃往日本,并于1914年7月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同年11月,孫中山發出《各埠洪門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支部通告》,闡明了反袁斗爭和組織中華革命黨的意義,并在肯定洪門革命歷史的基礎上指出,“種族革命無妨多立秘密機關,以為分頭并進之活動;政治革命則仗義執言,非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不足以聳國民之觀聽,而避外鄰之干涉。今日無論各種團體,均已一體改并,萬流匯源,實此意也”。孫中山以洪門成員身份,也以中華革命黨領袖身份,要求各埠洪門,對外聯絡名義仍然可以照舊,但“其內部則一律按照總章、通則,改組中華革命黨支部,以免消息隔閡,而收指臂相助之妙用”。這是孫中山對洪門會黨改造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并為1925年中國致公黨的建立奠定了組織基礎。
   以會黨形式組織起來的革命力量雖說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在當時的條件下,最簡捷的辦法莫過于把經過孫中山的革命改造并經歷革命洗禮的洪門會黨組織“正式改為政黨,推舉領袖,遂選有學問有氣魄操守功勛者出而提摯,庶幾于先烈當年反清復明流血犧牲,所謀之民族革命,得以繼志述事,而并完成民主建國之革命工程”。
   三
   改堂為黨,黨名雖襲稱為“致公”,但從意識及內涵考察,它反映了洪門會黨中的一部分有識之士在孫中山影響下所形成的對中國未來社會的構想,或謂之標志現代政黨意識的“黨綱”的雛形。鴉片戰爭以后,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的是如何拯救祖國免遭列強侵略和如何使祖國富強起來這一嚴峻的課題。孫中山在他一生從事救國救民的奮斗歷程中,超越了他的前人,以貫通中西思想文化的學說,鑄成了符合時代與人民群眾需要的三民主義。孫中山最早萌發的革命思想的基本內容是“反清排滿”,武力推翻異族政權,光復漢民族的主權國家。孫中山從建立興中會起,就一直沿用洪門會黨的“天運”年號,認為“天運”兩字即漢興滿亡之表示。但孫中山并不僅僅停留于洪門會黨的“反清復明”的種族革命思想,而是進一步擷取歐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將固有的排滿的民族觀念,提到了救亡圖存及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高度。1904年孫中山在重訂致公堂新章時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列為致公堂的宗旨,給原先以經濟互助、生存自衛為目的的會黨組織,增添了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綱領。這十六字在一年零四個月之后一字不易地寫入了同盟會的總章。
   這十六字綱領的前兩句,與會黨口號中的“反清”內容相通,而第三句“創立民國”一語,顯然表明會黨原先“復明”的口號已被揚棄,并確立了在推翻封建君主專制的清皇朝之后,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共和國這一革命目標,從而初步解決了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最重大的理論和實踐的課題。正是在這一具有時代特征的民主革命和具有濃厚民族特色的愛國主義精神感召下,這一時期的洪門會黨群眾不惜獻身,屢赴戰陣,舍命疆場,其志已在“爭共和”而不在爭“復明”。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政治基礎上,形成了中國致公黨綱領中所表述的“本黨一向以實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為職志”這一奮爭目標和“國是主張”。
十六字綱領中最后四字是“平均地權”,這是孫中山革命思想中最富于時代性和階級特征的思想。中國自進入近代以來,由于列強的入侵和掠奪,以及封建專制統治者的殘酷壓榨,社會經濟凋敝,廣大農民紛紛破產,土地問題極為嚴重。孫中山在進行革命的過程中,十分留心中國歷朝土地制度的沿革,特別推崇古代的井田制度,認為它是古代最好的制度。他還從近代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土地綱領中尋找謀求解決土地問題的借鑒。1853年頒發的《天朝田畝制度》是我國歷史上農民革命思想的總結,根據“天下總一家,凡間皆兄弟”的原則,力求達到“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大同境界。而這個大同世界是與儒家稱頌的孔子的大同世界理想一脈相承的。
   儒家大同世界的核心是“天下為公”。《禮記·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段文字往往被后人認作是孔子用來表達其政治理想的記述,實際上它是秦、漢間人所撰,是借孔子名義描繪的社會圖景。它反映了秦、漢統一后地主階級的小農經濟的政治理想,是針對“大道既隱”后的“天下為家”的現實提出來的。這個美好社會是對往昔“三代”政治的理想化,它反映了封建社會里人們要求擺脫階級剝削壓迫的愿望,也是兩千多年來許多思想家追求的目標,其中就包括了孫中山。同時孫中山也十分注意吸收歐美思想家和政治家有關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優秀成果,不斷探求中國土地制度改革的方案,最終形成為“平均地權”的思想。
在地主經濟猶如一片汪洋大海的中國,土地制度的改革甚至涉及到革命者自己的利益。孫中山沒有辦法組織起社會力量,去與廣泛的土地既得利益者抗衡,所以這種土地制度的改革只能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改良主義。辛亥革命后,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便刪去了平均地權的內容。
   雖然孫中山以往多年為中國革命奮斗,采取的是歐美的資產階級理論,向往歐美資本主義制度,但自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孫中山對世界局勢、對中國革命前途的認識,就跨進了一個新的階段。他看到現實世界中正在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出現以后,就結合中國傳統,把《禮運篇》上講的大同世界和俄國革命后的社會主義制度直接聯系加以闡述,并且開始贊美、向往這種“天下為公”的新制度。孫中山生平多次題寫“天下為公”以贈中外友人,并親自書寫《禮運》大同篇,足見孫中山對于這種制度一往情深。孫中山不僅堅持“平均地權”的主張,還進一步提出了“耕者有其田”。洪門會黨改堂為黨,黨名“致公”,表明黨所追求的政治思想,是與孫中山孜孜以求的最高社會理想,即希望將來在中國和全世界建立一個以“天下為公”為原則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一脈相承的。“致”、“公”合而釋作“達到毫不偏私”,亦即孫中山在《重訂致公堂新章》中所說的“為大眾謀公益”,反映了海外華僑渴盼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有一個美好未來的愿望。隱然有“立黨為公”、“天下為公”之本意。1925年10月,中國致公黨正式成立。
   由堂而黨,僅一字之差,然其內涵相去甚遠。洪門中有一部分人從會黨脫穎而出,結成了致公黨這一政治組織,說明海外華僑在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影響下,政治覺悟有了提高,組織狀況有了改進,從而成為關心祖國政治的一支新的獨立的政治力量,并以“民主建國革命之工程”為己任。這足見由“堂”而“黨”乃是海外華僑組織覺悟的反映,是政治上的升華,是辛亥革命期間,孫中山對洪門會黨的革命改造的順理成章的結果。正如日本友人平山周所說過的那樣,“中國的會黨其宗旨始不過反清復明,自孫逸仙變化鞭思,至易而為近世革命黨”。
   致公堂改“堂”為“黨”,跨出了向現代政黨邁進的關鍵一步。然而,由于一些主觀條件的限制,早期的致公黨未能對“致公”的涵義作進一步探討和發揮,故顯得比較粗糙和科學性不足,容易與堂名相混,而且也難以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真正找到“天下為公”、“大同世界”之路。時代在發展,認識在深化。中國致公黨的先輩們在中國革命漫長而又艱苦的歷程中,前赴后繼,英勇獻身,通過自身的革命實踐既重新觀察了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和社會改造的力量,又重新思考社會改造的理論模式,終于找到了先輩們夢寐以求的達到大同之路。從1947年舉行的第三次代表大會起,中國致公黨作出了接受共產黨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性選擇。1988年12月,中國致公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總綱,給“致公”賦予了時代的新意,即“致力為公,團結奮進,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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