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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人物

雷沛鴻:學術自由,兼收并蓄

點擊:    作者:廣西大學新媒體中心    編輯:謝煥權    錄入日期:2018-11-28 10:32:16

    編者按:雷沛鴻是中國致公黨廣西省第一屆支部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致公黨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二、三、四屆委員會主任委員,曾任廣西大學校長。2018年是廣西大學建校90周年,廣西大學微信公眾號推出“歷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推送,介紹不同時期對西大發展做出過突出貢獻的代表性人物,展現了不同歷史階段的教育者為西大發展進步所作的艱難探索,《雷沛鴻:學術自由,兼收并蓄》為該系列第三篇,原文來源于《廣西大學九十周年校慶叢書——歷史名人在西大》。本文轉載于廣西大學微信公眾號,特此說明。



接受新式教育,主掌廣西教育行政


雷沛鴻,字賓南,筆名魯儒,廣西南寧人。自小勤奮讀書,并受到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影響,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十四歲的雷沛鴻參加由廣西學政汪貽書主持的歲考和科考,獲府學第一,成為補廩生。此次科考終場的考題是“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雷沛鴻作了反題文章,認為天下有道,庶民必議。汪貽書對此極為賞識,在卷上批語:“三場一副筆墨,廉悍無匹,再多讀書以培其本,未可量也。”但是,雷沛鴻并未沿著傳統的科舉之路走下去,他試圖接受新式學堂的教育,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

1915年,入俄亥俄州歐柏林大學,專攻政治學,兼攻教育學。1918年,雷沛鴻獲學士學位。次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研究政治學、經濟學及法學,1921 年,獲哈佛大學文科碩士學位。留學期間,雷沛鴻學習社會學理論,留心平民政治韜略,研譯戴雪之《英憲精義》、龐德之《法學肄言》等法學名著。在教育學上著重研究英國、丹麥、蘇俄的成人教育,深受啟發,留心基礎教育,認為基礎教育是人人均有享受之權利,中國人民若無此權利,不足以置身于現代國家之列,遂發愿今后從事大眾教育事業:“教育為建國大業之根本要圖。甚欲在教育方面,為此一代、后一代、后數代國民身心之發展而盡其綿力”。

1921年秋季,雷沛鴻學成回國后,先后五度主掌廣西教育行政。先任廣西省長公署教育科科長,此后四次出任廣西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為他實現自己的教育改革主張奠定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雷沛鴻始終非常重視發展廣西地方高等教育。雷沛鴻主持廣西教育行政期間,一方面選派優秀青年教師,到著名大學如北師大進修,另一方面努力籌辦廣西地方高校。他親自主持了廣西大學、廣西醫學院、南寧農專、西江學院等四所大學的籌辦和管理,尤其是對廣西大學的發展居功甚偉。


創辦廣西大學,提出籌設草案


雷沛鴻在出任廣西省政府委員會委員兼教育廳廳長期間,負責主持創辦廣西大學。1927年8月,雷沛鴻向省政府提交具體計劃書,即《籌設廣西中山大學草案》,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查核備案,9 月初得到批復同意并實施。

對于廣西創辦大學,廣西有識之士早有此心愿,但因各種原因一直未果。雷沛鴻認為,“廣西年來教育日行發達,升學者日眾,本省尚未設立大學,負笈外省肄業者不少,一般貧寒子弟有志升學者,均因限于經濟中途廢學,以此淪沒人才實不在少數”,因此下定決心辦成這件大事,以“慰本省民眾展望”。

在《籌設廣西中山大學草案》中,雷沛鴻宣稱要把廣西大學辦成“研究學術,培植專門人才,提高民間文化及溝通中外文明而協助新中華民族文明之創造”的高等學府。根據雷沛鴻擬定的《籌設廣西中山大學草案》及《廣西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組織大綱》,由黃紹竑、馬君武、盤珠祁、雷沛鴻、黃華表、陳柱、岑德彰、蘇民、劉寶琛、鄧植儀、凌鴻勛等十一人組成的廣西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雷沛鴻兼南洋及歐洲特派員,負責對國外高等教育進行調查研究,為辦好廣西大學做學術準備。經籌委會多方勘察,最后選定梧州為廣西大學校址。

9 月,雷沛鴻向省政府提交了請假出國考察的報考,稱“本省人民素苦貧乏,今后之建設大業必有賴于省外或國外資本之投入,吾國華僑素稱急公好義,愛護祖國,擬于赴歐之便,親往南洋宣示本省物質蓋藏之富,勸導僑胞來省投資。特呈請省政府給假半年并給川資若干,同時復遴員代理職務,俾得及早成行”。省政府經過研究決定批準。10 月,雷沛鴻即辦理赴南洋、歐洲考察及移交事宜。12月,他收到籌備委員會南洋各屬及歐洲特派員的考察經費,即前往歐洲,考察以六個月為限。先后考察了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瑞典、挪威、芬蘭、丹麥等國,考察各國的教育特點、教育狀況,尤其是對英國的劍橋大學、牛津大學以及丹麥、挪威、瑞典的庶民高等學校、瑞典的勞動大學等,做了重點考察。

1928年7月,雷沛鴻結束考察回國。9月,在《教育雜志》上發表《北歐的先覺者格龍維》一文。10月,雷沛鴻趕回梧州,參加了10月10日舉行的省立廣西大學開學典禮。

從1929年至1939年十年間,廣西大學經歷了停辦、搬遷、合并等變故,雷沛鴻長期對廣西大學保持著深厚的感情。1933年,當他第三次出任廣西省教育廳廳長時,為了提高廣西大學的教學質量,親自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廣西大學檢定委員會和典試委員會,親赴梧州檢定學生質量的程度。先后為廣西大學預科民國二十三級畢業紀念冊、二十四級畢業紀念冊和二十五級畢業紀念冊分別提詞為:“敦品立行” “明辨篤行” “或努力于科學研究,或努力于技術致用,及其成功一也。”1935年,雷沛鴻指定廣西大學為各中學學校培養理化及生物科教師。


出任西大校長,堅持民主辦學


抗戰期間,桂林城成為全國的后方重鎮。一些戰區的高校為逃避戰火南遷至廣西,如江蘇教育學院、無錫國專、西南商專等近十所高校,遷避桂林。桂林人口劇增,人才薈萃,廣西的高等教育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1936年,廣西大學部分院系隨省政府遷往桂林。1938年,廣西大學本部和工學院落戶桂林。1939年8月,被國民政府改為國立大學。10月10日,廣西大學舉行改名并歡迎馬君武校長回校典禮。李宗仁、黃旭初及教育廳廳長雷沛鴻蒞臨典禮。廣西大學改為國立后,馬君武依照教育部頒布的組織要點,修訂廣西大學組織大綱,挑選一批教育專家分任各職。但在廣西大學步入高速發展的時候,馬君武于 1940年8月1日病逝。國民政府行政院任命雷沛鴻接任廣西大學校長。

當時,雷沛鴻五十二歲,正任廣西教育廳廳長兼浙江大學訓導長、江蘇省教育學院教授。1940年8月29日,雷沛鴻接受《廣西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個人以為西大在目前各大學中,堪稱為一相當完善之大學,今后吾人應配合抗戰之需要,努力培養各種人才,以充實抗戰之力量......至改善大學之教育方針,本人以為嚴格的訓練與管理固屬需要,但如純以紀律約束,亦為不當。因大學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教育場所,對學生應予以相當自由。同時應積極設法促使學生自發的研究,使其獲得研究的興趣而自由發展。”可見,雷沛鴻試圖堅持民主辦學的方針,倡導學術研究的精神。

雷沛鴻接任廣西大學校長后,于9月5日到校視事,10月10日宣誓就職。主持招收了廣西大學由省立改為國立后的第二批新生,除統一招收分配西大的新生,計文法學院一百一十二人、理工學院一百九十八人、農學院四十二人外,先修班也續招了新生。

雷沛鴻高度重視廣西大學的人才培養工作。1941年2月,雷沛鴻在為《國立廣西大學手冊》作序時指出,大學教育培養首先應給學生明確學習方向,使其把握社會變動的脈搏。他說:“現代世界各國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對于全校學生,無論是初年級的學生,或高年級的學生,均要黽勉從事于一個主要活動,這就是方向,指引迷津的活動。”

他認為,廣西大學改為國立后,學生來自全國各地,生源比較復雜,接受大學教育的思想準備也有差異,而民族抗戰對文明劇變提出了新的要求,“廣西大學從今以后就不能不以指引路向、啟發好學深思為其主要活動。”

他希望“在這樣活動的向導之下,全校學生,偕同全校教職員,無論通過羊腸小道,或者行徑大路通衢,都能志于科學,據于人道,依于仁義,游于藝術,而一同引進于教育世界,并一同探險于新知識園地,隨之,學者遂能對于新教育目的有所調整。

對于舊教育傳統隨時代的進展而有所新認識;對于五光十色、使人迷目瞀心的課程及教材,有所抉擇;對于自然環境,有所適應;對于生活的新方式,有所共同實踐;對于時代要求,有所應付;對于人民生計、社會幸福、國家安危、民族生存的斗爭,有所貢獻。”

有鑒于此,在新生入學后,學校舉辦了富有教育意義的新生訓練團,聘請疏散到桂林的中央地質研究所所長李四光、物理研究所所長丁西林、心理研究所所長汪敬熙等學者名流,來校給新生講話。雷沛鴻則每次大會必親臨主持,也曾親自為西大農學院師生做題為“農業科學與現代中國”的專題報告。

雷沛鴻主持的廣西大學最值得稱道的,是推行“學術自由”“兼收并蓄”的辦學方針,這使得廣西大學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改觀,學校充滿民主、自由的校風和奮發向上、團結抗日的精神。雷沛鴻廣納社會名流,聘請專家學者到學校執教或任職,如聘請童潤之為農學院院長。此外,還利用其學識及人格魅力,邀請李濟深、蔣經國、李四光為理工學院院長,梁漱溟、陶行之、晏陽初、丁西林、汪敬熙、歐陽予倩、董維健、丁緒賢、弋紹龍、李祖蔚、孟憲盡等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和文化名人到校做演講報告,“盡管他們的立場、觀點、見解各有不同,但都給學生一些新的東西,擴大知識面,也給學生以各種思想鍛煉,提高他們分析批評的能力。學生當時聽演講的興趣相當濃厚,從中也得到一定的教育和啟發。”

與此同時,許多外省流亡學生就學于廣西大學,眾多優秀學子考入或轉入廣西大學就讀,加之不少著名專家教授執教廣西大學,廣西大學也由地方高校成為知名的全國性大學,揭開廣西大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一頁。

在雷沛鴻主持廣西大學期間,學生當中的自由、民主氣氛非常活躍。學生組織通過舉行演講比賽、辯論會、公演、募捐、墻報等活動,以及發表文章、出版刊物,宣傳民族自由、民主、團結、進步。在這種寬松自由的氛圍中,廣西大學的中共地下黨組織也有所發展。

雷沛鴻在主持畢業典禮時,勉勵畢業生“多多致力學問,力求理想之實踐,并應時刻不忘國仇,共赴國難”。


創辦西江學院,發展桂南高等教育


1944年6月1日,雷沛鴻擬就《發展國民大學教育計劃大綱草案》。他邀請熱心教育人士共二十一人,在廣西教育研究所開第一次籌備會議,決定在南寧創辦一所高等學校。經過討論,定名為西江學院。這實質上就是為促進桂南文化和教育的發展而創設的。對于辦學目的,雷沛鴻認為,“我國四十年來,教育上一味盲目抄襲外國,”應“從專科教育做起,本實事求是的態度,做一番探險創造功夫。”

抗戰勝利后,1945 年 9 月,西江學院遷往南寧,與私立南寧農業專科學校合并,以原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為校址。1951 年初,省人民政府已有意將西江學院辦成短期廣西急需人才的學校,2月底停辦西江學院的中文、外文、教育、土木四個系,暫留的化學系、農業經濟系,也允許學生轉學。于是,西江學院的師生大部分轉到廣西大學就讀,這為廣西大學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

1951 年底,廣西省人民政府決定,鑒于師資、設備、經費需集中使用,西江學院不再單獨設置,并入廣西人民革命大學(今廣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西江學院的原址變成廣西革命大學的校本部。

雷沛鴻與同時代的一些教育家相比,有一個特點,即樂意為官,愿意與當局進行有原則的合作和參政。因此,他能夠充分利用行政權力和行政立法手段,施展其教育救國的設想。他五次主掌廣西教育行政,每一次都有所建樹。民國時期廣西發展教育的一系列法規的起草,幾乎都出自他手,而教育行政立法正是推動民國廣西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和保證。

更重要的是,他對廣西大學的發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他在上世紀廣西大學發展的三個重要節點上,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籌劃建立廣西大學;在四十年代,抗戰最艱難時臨危受命擔任廣西大學校長;在五十年代,將親手設立的西江學院實質歸入廣西大學,促進了廣西大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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